截至2020年底，全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达到5788家，非国有博物馆增至1860家，行业博物馆达到825家，类型丰富、主体多元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我国也是近20年来世界上博物馆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如何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功能，实现博物馆从数量上的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上的飞跃，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探索推进智慧博物馆建设

“相比于传统博物馆，智慧博物馆运用网络化、系统化、数字化的手段和载体，在管理方式、公共服务、展览体验、藏品保护、文化传播等方面进行全面智慧提升，成为当今世界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在全国人大代表、大唐西市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中看来，加强智慧博物馆建设，不仅有利于加快数字资源采集，提升馆藏文物保护能力，丰富数字文化内容供给，发挥博物馆展陈、教育等服务功能，提高博物馆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和服务效能，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的保护利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智慧博物馆，打造博物馆网络矩阵。”

2021年5月，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智慧博物馆，以业务需求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逐步实现智慧服务、智慧保护、智慧管理。”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实施一批智慧博物馆建设示范项目，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

“由此可见，国家对建设智慧博物馆已经有了明确任务和相关要求。”吕建中认为，因此有必要研究制定《智慧博物馆建设工作条例》，明确智慧博物馆的定义、类别、建设要求、评定规范、考核验收、社会服务等事项，为各地开展智慧博物馆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制定智慧博物馆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各省市不同情况，明确智慧博物馆的建设周期、建设数量以及资金保障、技术保障、人员保障等政策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吕建中建议，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作用，加强博物馆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同时，从加强博物馆管理、完善藏品数字化建设、提升策展水平、改进观展体验等方面形成标准规范；认真研究博物馆智能化建设过程中的产权问题，做到产权明晰，资源共享。

“智慧博物馆建设是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和博物馆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是在融合博物馆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博物馆建设成果基础上，利用最新信息网络技术而形成的博物馆运维新模式。”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齐玫认为，智慧博物馆作为一个以核心业务需求为导向、创新科技发展的有机体，必将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迭代演进，为博物馆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蓬勃兴起的博物馆建设中作出示范。建设碳中和与智慧博物馆示范区是新时代博物馆发展的新机遇。

齐玫建议，以正在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北京为例，在政府有关部门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引导下，各方加强合作，力争打破体制限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提升等措施，推进现有博物馆从低碳运行向碳中和方向转换，各相关主管部门适当给予经费上的支持，推动全市博物馆整体发展，积极探索多种方式支持北京碳中和与智慧博物馆建设发展，努力开创碳中和与智慧博物馆发展的新局面，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制定博物馆法

“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博物馆相关法制建设仍有明显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建设如火如荼，博物馆事业发展质量水平显著提升，相比之下，博物馆既有法规在应对考古发掘品配置、博物馆之间藏品交流、文物鉴定和市场交易、智慧博物馆建设、数字化文化产品生产、综合性文博人才培养等方面明显能力不足，迫切需要通过立法来从根本上给予制度支撑。

“总体来看，博物馆相关法律层级还是不够高。在博物馆相关法制体系中，《文物保护法》只是从文物收藏单位的角度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做出过规定，专门性的博物馆法律尚付诸阙如。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博物馆条例》是现行有效最高位阶的法律性规范。”王春法注意到，在实际工作中，博物馆规范体系主要仍以形式多样、庞杂分散的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呈现，大多停留在宏观指导层面，很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

由于实行属地管理，文物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边界模糊，博物馆文物资源协调能力不足；现行政策制度对社会捐赠资金的激励力度不大，缺乏足够的社会吸引力；博物馆规模条件差别巨大，功能定位不尽规范统一等，一些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有必要通过专门立法来尽快予以规范。

“尽快将博物馆立法补充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中，由相关专委会加强统筹协调，开展立法调研，启动立法程序。”王春法建议，充分征求不同类型博物馆以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行业及社会共识；明确突出重点、分类管理、规范有序、强化导向原则，将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使命职责纳入法制框架，把文物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分离开来，加强博物馆资源整合, 有效破解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藏品权属不清、馆际交流不畅、文物活化难等改革难题，切实保障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

充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双减’不只是为了让孩子多一些休息和玩耍的时间，而是让他们真正获得素质教育的过程和全面发展的结果。这也关系我国校外教育助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融合以助推基础教育改革等国家战略的落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在谈到广受家长关注的“双减”话题时说道。

近年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国家文物局、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就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青少年教育做出相关规定。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以‘教育’作为首要目的和功能，也是‘双减’后校外教育非常好的去处。”袁靖说，“我们要促使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深度结合，仍需要加强自上而下的制度推动。”

虽然，我国博物馆事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与庞大的中小学教育的需求相比仍存在博物馆校均、生均占有量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东西部差距明显。我国博物馆对未成年人减免费开放制度已基本建立，但各级政府对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事业尚未有专项运营补贴。同时，我国博物馆针对中小学的教育活动远未发展到馆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及展览进校园等中长期合作。

袁靖建议，部分省市先行先试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中小学可依据与学校特色整合原则、学校项目优先原则、就近就便与各类博物馆展开合作。

“博物馆教育不能落下偏远农村的中小学生，”袁靖说，“要加快建设博物馆数字化、网络化、叙事化、可视化的智能知识资源库，给予农村教育机构5G、云技术、AI、VR等方面的硬件和技术支持，确保偏远农村中小学的学生们也能接受博物馆教育。”

袁靖坦言，要进一步提升博物馆教育在社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并用法规政策做保障，增加校外活动经费中博物馆领域的占比，并通过中长期的专项运营经费作为保障。打通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壁垒，并将博物馆学习落实于中小学课程，拥有课时保障。由教育部门牵头，将博物馆教育纳入课程方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设计等，促使博物馆教育融入更普遍、更权威的各类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必修课程、学科/学术课程、单科课程、基础型课程等。

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应急管理能力

“文物安全是红线、底线和生命线，火灾事故、各类自然地质灾害等突发性安全事件严重危害文物安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十分关注文物安全问题。

马萧林注意到，近年来，巴西国家博物馆、法国巴黎圣母院、日本首里城等世界文化遗产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损失严重。我国文物资源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管理使用状况复杂，火灾和自然地质灾害等安全风险压力大。

马萧林认为，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应急能力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物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面对各类突发性安全风险，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形成强有力的应急力量，一方面可以提前做好安全防范措施，从源头防止一些事故发生，做好“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可以做到快速有序、妥善处置，最大限度的减少事故或者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人员和文物安全。

“据了解，当前有的文物博物馆单位还存在应急预案不完善、应急物资设备不完备、应急演练流于形式、应对能力较差等问题。”马萧林说。

为此，马萧林在两会期间提交的“关于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应急管理能力”的提案中建议，切实将文物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强化应对文物安全突发事件防范的风险意识，组织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分析研判文物安全形势，文物博物馆单位列出安全风险清单，制订相应的应对措施，从源头上认识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同时，从国家层面出台文物博物馆单位规范性指导文件，进一步规范文物博物馆单位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工作，建立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处置安全突发事件。

“指导文物博物馆单位科学编制防控火灾事故、自然地质灾害等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全面梳理应急处置流程，协调各方面应急保障资源，强化各项应急管理措施落实。”为更好地守护文物安全，马萧林说，还应督促文物博物馆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定期进行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处置演练，提高干部职工应急管理熟练程度和实战技能。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大比武”和观摩活动，加强示范引导，切实提升全国文物安全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